欧洲与我国，一个是地理概念一个是主权国家，二者原本没有直接的可比性，但从文明诞生角度讲，自打人类从新石器时代步入文明社会开始，以血缘氏族为纽带的小聚居、小文化圈就是天然形态，跨地域和血缘的整合，都是人为作用才出现的。
就拿我们国家来说，考古学家根据饮器区别，将我国史前文明划分为六大区系，分别是燕辽文化区、甘青文化区、中原文化区、海岱文化区、长江中游文化区和江浙文化区。
当然，这六大区系也只是个笼统的概念，每个文化区内部差异其实也十分明显，比如钱塘江以南的上山文化流行白彩，淮河流域的贾湖文化乐器发达，流行龟灵崇拜……
所以，苏秉琦和殷玮璋等考古学家明确提出：“中国史前文化六大区系均以各自的特点和途径在发展着”，这些不同发展路径的文化聚落如果顺着这条发展脉络延续下去，那么进入文明时代以后，很可能会像今天的欧洲一样，形成一个一个不同特色的小国。
比如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社会宗教气息浓厚，会发展成为一个类似梵蒂冈一样的宗教国家；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高级墓葬中有大量代表世俗权力地位的精美陶器，会发展成为一个类似英国一样的王权至上的国家。
这并非架空历史的空谈，在《史记·五帝本纪》记载炎黄大战时，就曾有“教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这里的熊、貔貅、虎其实就是不同文化圈的部落，上古时期人们还无法认识到人类的起源，所以就会把某种与自己部落有利害关系的动物、植物视作保护神，并以之为图腾，认为自己就是这些保护神的后代。
同样，史书对蚩尤的描述也有“铜头铁额，食沙石子”，但根据山东及苏北地区新石器时代墓葬考古发现显示，在部分高等级墓葬中十分流行“口颊含球”习俗，也就是墓主口含一颗由石英岩制成的形如玻璃弹子的小球，这就是所谓的“食沙石子”的真相。
这一独特习俗对于世居黄河峡谷地带的庙底沟文化居民（黄帝部落）来说，自然是罕见而又略带恐惧的，所以在他们的记忆中就留下了蚩尤是怪物的印象。
同样的例子还有三星堆。三星堆出土文物那些夸张的青铜纵目面具和大量不知明确用途的祭祀器具，让很多中国人都将其理解为域外文明甚至外星文明，但事实上，三星堆所呈现的，都是中华文明诞生初期的本源支脉，只不过在大中华文化圈形成后，人们已经习惯了大熔炉里的烈焰，猛地见到从未见过的寒霜，就自然而然地感觉到诧异。
著名先秦考古专家许宏曾做过一番精辟的论述：“大家看三星堆某些青铜器的造型感到怪异，那是由于我们的视野狭窄……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什么发现超出了我们既有的认知范畴。至于外星文明的说法，那是开脑洞，与我们的考古研究无关。”
这些事实都表明，中华文明从来不是一元发展的，而是多元归一的结果，同样，欧洲也并不是像今天一样从始至终都是小国林立的。
在秦始皇横扫六国完成大一统前后，欧洲也曾有过统一的尝试，从公元前4世纪末横跨欧亚非的亚历山大帝国到公元前27年以地中海为中心的罗马帝国，再到近现代以来欧共体和欧盟的形成，无一不是为了终结欧洲一盘散沙的政治局面。
但最终结果大家也都知道，统一成了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纵然历史上出现过多次大分裂、甚至还有五胡乱华，但都未影响到统一局面的再次形成。
而反观欧洲，每一次统一王权政治的形成和维系，都依靠的是个体君主绝对军事实力的强大，而一旦这种优势丧失，所谓的统一就会立刻土崩瓦解。即使是欧盟这个松散的联盟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5年前闹的沸沸扬扬的英国脱欧就是一大例证。
所以，原本文明起源之初有着高度相似的欧洲大陆和东亚大陆，却最终走上了不同的文明演进之路，欧洲在经历了上千年的征战厮杀后，依然是小国林立；而东亚大陆却早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就已经形成了多元归一的文化共同体（二里头文化），诞生了最早的中国，公元前221年的大一统，更是从政治和军事层面强化了这一共同体的内部稳定。
接下来就需要搞清楚文章开篇的疑问，为什么中国完成了统一，而欧洲却依然是分裂的欧洲？
外国人将这种差异归结为是地理原因，他们认为欧洲被山脉和河流分开，形成了许多天然独立的地理单元，而东亚的中国内部壁垒少，这是形成统一的原因。
这一解释只看到了表象，欧洲除了英吉利海峡形成事实上的地理单元分割外，整个欧洲大陆并不具备依靠大江大河或者山脉就能形成对抗的天然环境，包括二战在内，欧洲古今历史上历次大的战役，虽很难突破英吉利海峡，但征服整个西欧大陆却是以小时为时间单位的。
同样，我国历史上的大分裂时期，依靠的反而是河流山脉这些地理因素，像南北对峙时的长江为界，东西对峙时群山环伺的巴蜀、福建所建立的割据政权。
相较而言，欧洲的山脉、河流与我国的黄河、长江乃至太行山、大巴山、南岭相比，并不存在所谓不可逾越的地理阻隔问题。
所以，中欧之间统一和分裂的差异性，不能完全归结为大自然的影响，其主因还在于人的认同感。
我们先从一个相对冷门的考古发现展开叙述。
我国人自称是龙的传人，但这里的龙跟上古部落时期的熊、虎、牛、鹿、龟、鸟图腾却有很大不同，后者是自然界真实存在的动物，而龙在自然界中却并不存在。
对此，闻一多先生曾做出了著名的“综合图腾”猜想，他认为：“所谓龙者，只是一种大蛇，这种蛇的名字便叫‘龙’。后来，有一个以这种大蛇为图腾的族团兼并吸收了许多别的形形色色的图腾族团，大蛇这才接受了兽类的四脚，马的头，鬣的尾，鹿的角，狗的爪，鱼的鳞和须……于是便成为我们现在知道的龙了”。这一说法曾一度得到了后世学者的广泛认同。
考古发现却彻底推翻了这一点。
绝对年代在公元前2300年的山西陶寺遗址，是黄河中下游龙山文化遗存，这里出土的陶盘上普遍绘有蛇形盘龙纹。虽然就考古文化传播角度而言，陶寺文化尚未突破晋南地理限制，远未达到后来的夏文化那般跨地域整合的气势，不过，诞生于国家文明前夜的陶寺古国，依然扮演了国上之国的天下共主角色，与传说中的尧帝时代形成了吻合，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时代。
如果最早的中国龙出现在陶寺的话，那么闻一多先生的猜想无疑得到了考古印证，即以大蛇为图腾的族团兼并了其他族团。
事实并非如此。辽宁兴隆洼文化出土了公元前6000年左右的石块堆塑龙，河南濮阳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了公元前4000年左右的蚌壳龙。
同样，在公元前4000到前3000年左右的内蒙古红山文化中，同样发现了用玉石做成的龙。作为中华文明五千年实证的浙江良渚文明，也有大名鼎鼎的龙首纹玉管出土。
显然，无论是时间还是空间跨度，自然界中并不存在的龙，在新石器时代末期先民眼中，已经是一种固定的文化信仰。
要知道，上述这些发现“龙”的地方，考古学文化差异较大，并不存在整合迹象，更无所谓“一统”。以河南濮阳仰韶文化遗存和山西龙山文化陶寺遗址作对比，仰韶文化崇尚红陶，而龙山文化却崇尚黑陶，二者并无直接继承关系，在考古学上属于文化突变。
但奇怪的是，对龙的崇拜却从8000年前延续至今，跨越了多个考古学文化，不得不说，这是一个让人困惑的冷门发现。
有学者试图从这些龙的原型差异上找到突破口，认为红山文化的玉龙，原型像是闪电或人类胚胎；濮阳蚌壳龙的原型像是扬子鳄；陶寺盘龙纹上的龙原型明显是蛇……
这固然还是从图腾崇拜角度，试图解释龙这一推衍物的诞生，但却无法解释，为何新石器时代不同文化族群都选中了类似后世龙的东西来做图腾信仰。
是巧合还是后人的过度解读？
我们再来看二里头的考古发现。二里头遗址高等级墓葬中发现了大型绿松石龙形器，与以往发现的“龙”不同，二里头龙形器已无法看出源自某种单一动物，以虚拟或想象的成分居多，是后世龙形象的直接来源。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研究室主任杜金鹏认为，二里头绿松石龙，是中华民族龙图腾最直接、最正统的根源。
需要指出的是，二里头文化既是夏王朝文化，同时也是历史上首次出现的突破血缘与地理单元限制的广域王权国家，而它的文化源头并不是河南龙山文化抑或某个单一外来文化，反而是多个系统文化因素整合的结果。
龙形象在高级墓葬中的发现，表明过去由不同文化族群所信仰的“类龙”物，到夏朝建立时，已经上升为整个国家层面的信仰。显然，共同文化信仰的形成，远远早于共同族群的形成。
而同期的洲大陆却并未出现这种共同的信仰趋同，这或许才是中欧最终走上不同道路的差异根源。至于为什么近一万年以来，大江南北的中国人都将类似龙的推衍物作为信仰崇拜，目前还没有最具说服力的解释，值得进一步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