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华夫脱党与民众关系的变化
1923年3月华夫脱党正式成立，1952年七月革命之后政府解散了一切政党，华夫脱党随之暂时消失。纳赛尔之后的埃及总统萨达特开始实行多党制，华夫脱党便于1978年2月重新组建，但是因为不能适应当时的历史环境，又于6月解散。1923年到1952年是华夫脱党的辉煌时期，而1978年重新组建的华夫脱党在埃及基本没有什么影响力。在华夫脱党具有重要影响力的30年时间里，其与民众的关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可以说华夫脱党先后经历了带领民众时期、影响民众时期和脱离民众时期，这三个时期也反映了华夫脱党从辉煌走向转型，再到衰亡三个时期。
首先华夫脱党带领民众是从其建立开始，一直到30年代。这一阶段华夫脱党带领民众进行了反对英国的民族主义运动。一战结束后，扎格卢勒向英国当局提出埃及独立的要求，并准备去英国谈判，在遭到拒绝后想通过巴黎和会的渠道将埃及与英国问题交于国际社会解决。在国内则积极领导民众运动，向英国施压。1919年3月，英国将扎格卢勒逮捕，随后埃及民众群情激发，引发了埃及的1919年大起义。面临民众运动的压力，英国被迫释放扎格卢勒，并于1922年2月28日让埃及取得名义上的独立。在这次反英斗争中，因为扎格卢勒与民众的追求相同，所以形成合力，带领民众，给英国政府以巨大压力，推动埃及民族运动的发展。
在这里需要强调一点，虽然扎格卢勒在埃及20年代民族主义运动过程中发挥了不可代替的作用。但是埃及取得名义上的独立并不能单单归功于扎格卢勒。这次反英斗争与之前与英国的斗争不同。首先它是在大战之后发生的，整个埃及都受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使得这次反英斗争规模是空前的。其次，这次反英斗争是埃及脱离了奥斯曼帝国统治之后进行的第一次民族主义运动。另外从全球的角度看，1880~1914年间，是一个经常可能发生、可能就要发生、甚或真正已经发生革命的时代。一战后伴随着十月革命以及哈布斯堡王朝、霍亨索伦王朝、罗曼诺夫王朝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解体，一轮民族主义运动高潮在世界范围内展开。埃及的民族运动便是在这一世界性革命爆发的情况下发生的。
上述种种原因使得这次埃及的民族运动急需以一种新的方式、一种新的理念。正像马克思在《1848年~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引用爱尔维修的那句话：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扎格卢勒是一位伟大的人物，但是他是因为当时的特殊历史环境而走到埃及的历史舞台。在他之前埃及有主要三股争取民族独立的力量，其中包括穆斯塔法·卡米尔的激进民族主义派；艾哈迈德·鲁特菲·赛义德的温和民族主义派和阿里·尤素福的激进伊斯兰主义势力。
他们因为没有向扎格卢勒一样提出新的，符合民众要求的方式来进行民族运动，最终被历史的火车所抛弃。可以说，华夫脱党在一战之后获得了成功，问题不在于实现这个或那个意见，这种或那种政治思想；问题在于理解发展的进程。埃及此时的发展进程与扎格卢勒所主张的是相同的，他将过去追求埃及自治的思想，上升为政治上埃及脱离英国而独立、经济上埃及自主地实行民族化的主张。所以说扎格卢勒的华夫脱党是迎合埃及历史发展，迎合埃及民众需求而走向成功的。这点十分重要，因为历史的发展和民众的需求也是华夫脱党最后走向失败的原因。
1923年9月，华夫脱党参政之后，与民众之间关系渐渐发生变化。双方的关系已经不单单是华夫脱党领导民众进行民众运动了，华夫脱党也开始利用民众来对抗宫廷势力。所以从此之后，扎格鲁勒和纳哈斯控制华夫脱党，华夫脱党控制民众，所谓的政党政治表现为自上而下的明显倾向。这种自上而下的关系使得华夫脱党和民众的关系开始不如之前紧密。同时，扎格卢勒去世之后，纳哈斯的华夫脱党在民族解放斗争的根本问题上，渐渐放弃了扎格卢勒晚年执著追求的埃及完全独立的崇高理想，无原则地同意将“四点保留”作为埃英谈判的基础。
纳哈斯在民族问题上对英国的退步也加剧了与民众关系的疏远。从30年代开始，华夫脱党与民众的关系从一战后领导民众运动逐渐变成了影响民众，影响或发动民众运动的目的也从争取埃及民族独立变成争权夺利，增加自己的政治筹码。这一转变可以集中反映在2月9日政变之后民众对华夫脱党的失望。政变之后有一部分以激进学生为代表的民众因为华夫脱党的变化，转而同情法鲁克的宫廷势力，华夫脱党虽凭借一战后的政治遗产得到了以工人为首的部分民众支持，但在埃及已经不存在一战后华夫脱党一呼百应的局面。之后华夫脱党与民众的关系继续恶化，从影响民众便成为脱离民众，这一阶段将放在下文第三节介绍。
（二）华夫脱党的再次执政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英国放弃支持华夫脱党，加上战时管制措施可以控制民众运动。宫廷势力借此机会扩大影响力。而巴勒斯坦战争，可以说也给了法鲁克的宫廷势力一苟延残喘的机会。但是宫廷势力在巴勒斯坦战争中的收获却没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那么大，埃及在1948年巴勒斯坦战争中耻辱的失败，导致埃及议会体系处于崩溃边缘，法鲁克更是首当其冲。
这主要有一下几个原因，首先是巴勒斯坦战争的持续时间远远短于二战的持续时间。在战争过程中，政府往往加强国内管制，实行战时统治，民众运动往往不会在战争时间发生，除非像俄国二月革命之前那种民众已经到了不反抗只有死亡的地步。但是从1948年5月15日到1949年3月10日，不足一年的巴勒斯坦战争并不能给政府以太长时间，像二战时那样先进行社会管制，在控制民众运动。其次是在二次战争时期，民众矛头指向的不同。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民众并没有将矛头指向同一地方。比如说上文所提到的，分别有民众支持法鲁克的宫廷势力与纳哈斯的华夫脱党。这在一方面削弱了民众运动的力量，另一方面也缓解了政府的压力。但是巴勒斯坦战争爆发之前，民众便已经将矛头集中指向了英国。并且因为宫廷势力在二战后三年的糟糕表现，反英的矛头也逐渐变成了想要反英，首先要反法鲁克的矛头。
战争的爆发仅仅是暂时性的将这一矛头压下来，但是并没有解决它。最后，埃及在1945年2月25日对轴心国宣战，是作为战胜国赢得了战争。但是巴勒斯坦战争却是作为阿拉伯联军之一输给了以色列。战争的失败使得民众急需一个宣泄的机会，要证明并不是埃及的不行，而是有着某种特殊原因使得埃及输掉了战争。恰恰在此时，埃及国内流传着国王法鲁克在战争期间倒卖军火的丑闻。新仇旧恨，所有矛头都指向了宫廷，民众也越来越采取更加激进的手法反对宫廷势力。
从二战期间用游行表达对宫廷或华夫脱党支持的民众运动，到巴勒斯坦战争前通过大规模游行和暴力手段让政府下台的民众运动，再到此时采取暗杀暴力方式宣泄自己的不满，将矛头指向整个宫廷势力的民众运动。其实采取暗杀和暴力的方式恰恰说明了民众对宫廷势力的绝望，他们已经不知道还能通过什么方法使得宫廷满足他们反英的要求，所以便要复仇，因为宫廷辜负了他们的希望。
12月28日诺克拉西被穆兄会成员刺杀。后哈迪出任政府首相，但依旧没有办法解决埃及国内紧张的局势，反而因1949年1月7日签署与以色列的停火协议而使局势更加激化。在这种情况下，哈迪于7月25日递交了辞呈。国王让西尔里组建了过渡政府，华夫脱党在1950年的大选中获胜，纳哈斯于1月12日组建了华夫脱政府。华夫脱党的这次上台可以说是挟民众的力量，报了1944年的一箭之仇。
但是这是华夫脱党在二战后的首次上台，二战后的民众是有着统一目的的民众，是能够因为反对英国殖民统治而团结在一起的民众。这与之前的民众并不一样，所以华夫脱党不能用之前的方式管理，如何应对已经发生变化的民众运动是华夫脱党面临的首要任务。对这一问题失误的处理导致民众与华夫脱党之间的关系发展到第三阶段，民众脱离华夫脱党。
（三）华夫脱党丧失民众的支持
华夫脱党上台之后继续运用熟练的政治手腕。因为国内的反英局面，华夫脱党不敢像二战时那样与英国合作，但是他同样担心英国会转而选择与法鲁克的宫廷势力合作。所以它开始决定与国王保持友好关系，以防止国王与英国联合。所以华夫脱党在上台后竭力掩盖关于国王倒卖武器的问题。这也换得了国王的好感，纳哈斯的华夫脱党与法鲁克的宫廷势力开始在一定程度上展开合作。双方关系的稳定使得华夫脱党的重新回归政治在埃及产生了一种乐观情绪，有人希望可以通过全面的改革来是政党政治恢复平稳。
但是进行广泛社会改革以使埃及政党政治恢复稳定是需要条件的。这一条件是在社会变革的过程中已经达到了均势，在新的阶级关系已趋于稳定，统治阶级内部的各个斗争党派彼此已经达到妥协，因而有可能继续相互进行斗争并把疲惫的人民群众排除于斗争范围外的时候......批准旧社会对于革命的暂时胜利。华夫脱党上台后想要通过改革来稳定局面，有一重要特条件满足不了，即民众还没有疲惫，反而因为巴勒斯坦战争失败而变得更加激化。
因面临来自下层军官和群众的压力，华夫脱党不得不宣布对国王倒卖武器事件进行调查，但是其在调查时仍竭力的掩盖和拖延。这一举措引发了国内民众对华夫脱党的不满。与此同时，由于华夫脱党的领导人物在朝鲜战争造成的投机性繁荣中进行空前的自肥活动而日益受到批评，这个党的继续执政发生了危机，因而它如果想继续成立最为受人欢迎的埃及民族主义的化身的话，它就必须在谈判中坚持对英国人的最高要求。
带着争取民众的目的，华夫脱党被迫在1950年3月发布声明，要求英国从埃及撤军，英国政府的答复是英国绝不放弃它在埃及的任何一个基地。年底11月16日纳哈斯政府向议会提出要求驻埃英军立即撤退的声明，英国政府亦置之不理。11月20日埃及各大城市的学生为英国拒绝撤兵举行罢课示威，接着在埃及出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阿拉伯各国中最剧烈的一次反帝斗争。1951年7月11日，埃及再次出现罢工情况，纳哈斯政府在民众的压力下于1951年10月15日单方面正式废除1936年英埃条约和1899年关于苏丹的英埃共管协定。
因为华夫脱政府做出了符合此时民众最急迫的需求，对英国采用激进手段来谋求独立。所以民众对其政策表示支持。但是英国在1950年至1951年间，由于反对派经常强烈地表现出保守党人传统的用霸道手段压迫埃及人的倾向，在国会中的地位岌岌可危的英国工党政府，简直无法和埃及进行谈判。所以英埃之间必然因埃及单方面废除条约而发生冲突。而此时华夫脱党必须就对英问题采取强硬态度以换取民众的支持，维护其的统治地位。双方的矛盾导致了1951年底到1952年初的“运河斗争”。
运河斗争主要通过两种方式进行，一种是苏伊士运河地区埃及的工人罢工，政府人员辞职。以这种方式来表达对英国的不满，声援政府废除条约的政策，使得苏伊士运河无法正常工作。另一种是通过暴力手段，有民众性政党如穆斯林兄弟会、青年埃及党（此时已经改名为埃及社会党）和工人性质的组织领导民众，破坏铁路、电话线等设施，迫使英国撤军。
1951年英国保守党上台后，对埃及的运河斗争采取全面对抗政策。这就使得运河斗争想要获得成功，必须壮大那里民众的武装力量。但民众武装力量的壮大也意味着华夫脱党无法控制民众，这与华夫脱党的政策显然是不符的。所以当面临民众在运河地区进行的反英斗争如火如荼的时候，华夫脱党放弃领导，不敢向民间自发产生的敢死队发放武器，反倒敦促人民“保持平静”。在面临因为群众握有武装而有可能失去对民众的控制和反英斗争之间，华夫脱党毫不犹豫选择了对民众加以控制。因为这是华夫脱与民众的关系早已和一战之后不同。如果民众失去了控制，谁也不知道会反生什么。
正如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指出的：“这样的组织（人民武装）是不可能有的，因为文明社会已分裂为敌对的而且是不可调和的敌对阶级，如果这些阶级都有“自动的”武装，那在它们之间就一定会展开武装斗争”。作为将保持自身统治地位为主要任务的华夫脱党，对英采取强硬措施是为了民众的支持，而一定要将运河斗争控制在自己手中也是其想要控制民众的手段。
12月政府开始对运河斗争加以控制，禁止宣传运河斗争的报刊、逮捕“解放军”并且开始镇压社会党。纳哈斯想将运河的民众运动控制在自己能掌控的范围内，从而确保自己的统治地位。但是民众不单单只是革命者手中的工具。大众一旦接受了刺激，很快就会超越它。面对政府对自己爱国斗争的镇压，民众愤怒到了极点。民众与政府之间的合作关系开始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民众与英国、与政府开始全面对抗。与此同时，英国加大了对埃及人民反英斗争的镇压，发生了多次血腥镇压。在1月25日对伊斯梅利亚的一个后备警察营所展开进攻，造成50多名埃及人被杀。随后26日，群众冲向街头，反对国王法鲁克、英国和华夫脱党的统治，后随着局势的失控发生了著名的黑色星期六事件。这一事件最终使得民众放弃了华夫脱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