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辰翁生前著述甚丰，但其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词的方面。他生逢宋、元易代之际，愤权□误国，痛宋室倾覆，满腔爱国热忱，时时寄于词中。在南宋末年的词人中，他的爱国思想与民族情绪反映得最为强烈，是辛弃疾一派的爱国主义传统的继承者。《四库全书总目》称他"于宗邦沦覆之后，□怀麦秀，寄托遥深，忠爱之忱，往往形诸笔墨，其志亦多有可取者"。这是对刘辰翁为人和词作的思想内容的正确评价。《历代诗余》引张孟洁的话说："刘辰翁作《宝鼎现》词，时为大德元年(元成宗年号，公元1297年)。自题曰：'丁酉元夕'，亦义熙旧人（按：指陶渊明）只书甲子之意。"在刘辰翁的词中,凡属书甲子的词,都是暗示自己不承认元朝的统治，感怀时事、追念故国的作品。他的最有价值的作品,就是这些感怀时事的爱国词。还在南宋亡国之前,他的某些词就强烈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如〔六州歌头〕一阕，题为《乙亥二月，贾平章似道督师至太平州鲁港,未见敌,鸣锣而溃。后半月闻报，赋此》。这首词是就恭帝德□元年(1275)贾似道丧师败绩之事，直接抨击当时的腐败政治，对□臣误国表示了极度的痛恨。尽管国事已不可收拾，他仍怀有报国杀敌的壮志，如〔念奴娇〕写道："吾年如此，更梦里，犹作狼居胥意。"但他更多的爱国词则是写于宋亡之后，结合自己"乱后飘零独在"(〔临江仙〕)的身世，抒发对故国、故土的眷念与哀思。如作于德□二年(1276)暮春的〔兰陵王〕《丙子送春》即是沉痛悼惜当年二月临安陷落，宗社沦亡的佳作。此词通篇采用象征手法，用"春去"暗喻南宋的灭亡。清人陈廷焯指出，此词"题是'送春'，词是悲宋，曲折说来，有多少眼泪"（《白雨斋词话》）。由于写得字字血泪，沉痛感人，这首词常被后人视为刘辰翁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以致厉鹗论词绝句有"送春苦调刘须溪"之句（《樊榭山房集》卷十二）。

　　刘辰翁常常通过描写时令相代、景物变迁来寄寓亡国哀思。他在许多词中反复写元夕、端午、重阳，反复写伤春、送春，追和刘过的〔唐多令〕《重过武昌》至七首之多，这些都不是伤春悲秋的滥调，而是深切地表达了作者眷恋故国故土的愁怀。如〔永遇乐〕词，小序云:"余自乙亥上元诵李易安〔永遇乐〕,为之涕下。今三年矣。每闻此词，辄不自堪，遂依其声，又□之易安自喻。虽辞情不及，而悲苦过之。"词中写李清照怀念"宣和旧日",但尚及"临安南渡，芳景犹自如故",而他所面临的却是"江南无路"、"春事谁主"的亡国之境了。因而此词较之李清照词，的确"悲苦过之"。又如题作《春感》的〔柳梢青〕，通过对故都美丽风光的追恋和对眼前"笛里番腔，街头戏鼓"的憎恶，表达了与〔永遇乐〕、〔兰陵王〕等一致的情感。

　　刘辰翁词不同于其他南宋遗民的一味掩抑低徊、凄凄切切，而是表现出一种英雄失路的悲壮感情。他的思想境界比同辈为高，而在艺术表现上则喜用中锋突进的手法来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