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朝频繁迁都的原因在文献记载中或与洪水有关，或与王室权力斗争密切相关，总体而言，可以概括为为了巩固王朝统治而采取的举措。商朝在中国历史上以其频繁的迁都次数而闻名。根据史书记载，“殷人屡迁，前八后五，前后迁都一十三度”。在商汤之前，商族迁徙了8次，而商汤之后，作为华夏正统的商王朝又迁都了5次，总共达到13次。直到盘庚迁至殷墟后，商朝的统治中心才稳定在今天的河南安阳一带。
然而，考古发现揭示的商朝迁都情况远远不止于此。除了位于伊洛平原的偃师商城和郑州商城之外，在殷墟以北还发现了洹北商城，其时间稍早于殷墟，这暗示了盘庚迁都城最早可能位于洹北。
与商朝相比，夏朝统治中心的变更同样频繁。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结论，位于洛阳偃师一带的二里头遗址就是夏都斟鄩的遗存，河南省也在此设立了夏都博物馆。
根据《史记》的记载：“太康居斟鄩、羿亦居之，桀又居之。”太康是夏族群的第三任统治者，也是夏朝第二位真正意义上的君主。从第二任君主到末代君主，都以斟鄩为都。因此，夏朝的都邑似乎非常稳定，并不存在频繁迁都的情况。
然而，考古发现似乎不支持这一记载。最新的碳14测定显示，二里头文化的年代上限在公元前1750年左右，与大禹所生活的龙山文化末期相差超过200年。因此，二里头无法证实太康到夏桀这400多年间的时间跨度。
此外，二里头文化与河南龙山文化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继承关系。考古研究表明，二里头文化的形成是多个考古文化融合的产物，人们戏称二里头是最早的“移民城市”。夏商周断代工程等专家学者普遍认为，二里头并非夏朝最早的都邑。
我们再来梳理一下史书记载中关于夏朝都城的情况。
夏朝的奠基者禹建立了三个都城，分别是阳翟、阳城、平阳。启继位后，先后立都于钧台、阳翟。太康和仲康居住在斟鄩，后来迁都至帝丘，少康又先后迁都至阳翟和原。接下来的君主都城情况不明，直到孔甲时期迁都至西河，最终夏桀时又迁回斟鄩。
正如前文所述，二里头遗址（斟鄩）的绝对年代无法追溯到太康时期，这是否意味着文献记载有误呢？事实并非如此。
夏朝建立在成功治理洪水的基础上，因此，文献中从未将夏朝的迁都与躲避洪水联系在一起。夏朝面临的军事威胁有两次，一次是来自东夷集团的后羿和寒浞，另一次是商族在夏末时期在河北地区崛起。
太康失国是夏朝遭遇的第一次统治危机，后羿“入居斟寻”，并“因夏民以代夏政”，先后扶持了傀儡君主仲康和相。随后，后羿的宠臣寒浞杀死了后羿和夏朝的君主相，正式取代夏朝。
后羿和寒浞对夏朝的统治持续了大约40年，然后少康在诸侯的支持下反攻夏邑，并迁都至原，恢复了夏朝的统治。
商族崛起则是夏朝面临的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统治危机。然而，在商族全面形成对夏朝的军事威胁之前，夏朝可以轻易调动九夷之兵讨伐商族，甚至囚禁商汤于夏台。
考古发现也显示，二里头文化的二、三期（公元前1705年至公元前1635年）期间，河北的下七垣文化（早期商文化）尚未发现以大型都邑为中心的遗址，上百处遗址散布在武安、涉县、磁县、永年和邯郸等多个区域。这表明当时的商族群仍处于不稳定的迁徙状态，尚未形成稳定的统治中心。与二里头占地300万平方米的巨大遗址相比，商族的实力还相对较弱。
因此，能够迫使夏朝迁都以躲避外部威胁的时间，只有太康失国后的40年，以及夏桀二十八年到三十一年商汤伐韦、顾进而取夏邑的4年时间。这无法解释夏朝在少康中兴到商朝崛起之间这段统治强盛时期为何仍频繁迁都。
然而，如果我们将建夏之初夏后氏的政权组织情况与夏朝迁都情况进行对比，就会发现夏朝独特的体制结构是导致其频繁迁都的根源。
夏朝起源于尧舜时代的部落联盟时期。当时的华夏政权结构是选择一个国家作为共主，其他方国共同组成松散的联盟体系，以团结起来对抗来自东夷、三苗和洪水的威胁。
所谓的“尧禅位于舜”，实际上只是将华夏集团的共主地位转交给了有虞氏，而尧所在的陶唐氏国君位置仍由尧的儿子继承，舜禅让给禹时也是如此。
因此，史书中所记载的尧舜禅让出现了这样一个奇怪的情景：“尧崩，三年之丧毕，舜避尧之子于南河之南”，“舜崩，三年之丧毕，禹避舜之子于阳城”。舜和禹的“避”，并非谦让，而是因为他们所在的部族成为新的天下共主，但并未成为原共主所在族群的最高首领，因此不得不在其他地方建立新的政治中心。
因此，《吕氏春秋》中提到“当禹之时，天下万国，至于汤而三千余国”。
夏朝的建立只是将原本应由诸侯轮流担任的天下共主地位固定在夏后氏族群中，但尧舜时代诸侯万国的格局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
夏后氏之所以能打破华夏和东夷两大联盟轮流执政的局面，根源在于大禹通过治理洪水，建立了以夏后氏为首的姒姓内部小联盟。
《史记·夏本纪》记载：“禹为姒姓，其后分封，用国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鄩氏、斟灌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缯氏、辛氏、冥氏、斟戈氏。”
除了这些同姓氏族外，大禹还通过联姻等方式与涂山氏、有仍氏等异姓族群建立了联盟关系，这些族群的联合体统称为夏族群。
正如前文所述，斟鄩不仅是地名，同时也是姓氏，《史记》中的斟鄩氏和斟灌氏都是姓氏。因此，当后羿取代夏朝政权时，当时在位的君主仲康和相父子还有时间征伐淮夷、黄夷，而寒浞杀死后羿和夏朝君主后，也不得不继续出兵，先后“使其子帅师灭斟灌”，“伐斟寻”。
这恰好说明，所谓的夏朝并非局限于一个地方或城市，君主迁徙到哪个联盟族群，那个族群就成为名义上的新共主。
再看考古发现。
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的研究，大禹建都的阳城是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该遗址始建于公元前2100年左右，与二里头文化在陶器器型上存在关联。
然而，王城岗遗址总面积仅为30万平方米，与早于它的尧都陶寺遗址（280万平方米）和晚于它的新砦遗址（100万平方米）以及二里头遗址（300万平方米）相比，都显得较小。即使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其他遗址相比，王城岗遗址也没有展现出王都应有的气势。正如二里头考古队长许宏教授所说，该遗址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考古学上并未体现出与传世文献相符的“王朝气象”。
因此，夏朝都城的频繁迁徙实际上是在姒姓联盟内部进行的轮流“执政”，仍然延续了尧舜时代部落联盟体制的残留和缩影。
然而，夏朝与尧舜时代的情况不同。尧舜时代某一氏族成为宗主后，其首领自然而然成为新的天下共主，但夏朝的情况是宗主地位在姒姓族群间传递，最高首领却固定在大禹的直系子孙中。这种特殊的体制有些类似于古代日本国家中央机构在不同幕府将军间的传递，而名义上的君主只能固定在天皇家族。
夏朝的迁都频繁，根本原因是夏朝特殊的体制结构，即以夏后氏为首的姒姓内部联盟制度。夏朝的都城迁徙，并非简单地躲避自然灾害或军事威胁，而是体现了夏朝政权组织和权力传承的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