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虽然是最早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大陆，但是还是保留了不少王室。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英国王室。
14到15世纪，欧洲出现了持续的经济和社会危机，导致其封建生产方式难以为继。于是各国王室的权力开始上升，出现了“绝对主义”国家。法国、英国和西班牙相继实行集权化君主政体，与中世纪时期的金字塔式的君主制及其领地制、封臣制这一整套中世纪社会结构的决裂。欧洲历史迎来了转折点，这个转折点是动荡的、也是走向资本主义的必由之路。
在英国，以王权——国王和女王们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制度开始确立，出现了近代意义的政权架构。民族国家也开始出现。但是旧时代的特征和统治模式在很多方面依旧根深蒂固存在。
亨利八世的政权，在封建旧势力和新兴资产阶级之间搞平衡，进行“政府革命”，基本建立了近代英国的政府新架构。国家政权中的权力分配呈多元化趋势，并通过一定的政权组织形式表现出来。各种权力都在不同程度的发展。但是也引起了不同势力之间的博弈和竞争，进而引发出政治危机。
在这种格局中，国家与君主、公域和私域的界限模糊不清，甚至混为一谈。某种意义上说，依旧是“家天下”，王室和政府混为一体。虽然没有具体提出“朕即国家”的口号。
在民族国家建立过程中，国家性质发生了变化，对于“家天下”和“公天下”理念也出现了萌芽。例如：王室日常开支是王室自身的事情，应主要由王室领地收入来解决，也就是传统的“国王应该以自己的收入来生活”；而战争则是国家的事，须由议会通过从公共经济领域征收税收加以解决。特需税不是随便可以征收的，1540年代为了对法国作战，议会同意亨利八世征收补助金，总数在650000镑。但是王室仍在通过掠夺公众资源满足自己的需要。
不过王室建立起来的行政制度也在管理公众事务。到早期斯图亚特时期，枢密大臣增加，各种专门的常务委员会及其附属委员会成立，显示了其把家天下和公天下混在一起。
在沃尔西当政后，枢密院才开始成为名正言顺的行政机构。到伊丽莎白时期，枢密院的人数大大减少，但其功能却增强了，枢密大臣基本上都是王室政府的重要大臣，如，财政大臣等。而早期斯图亚特的国王不仅增加了其功能，而且细化了枢密院的结构，使得枢密院已具备了近代科层的雏形。
基本框架是：由枢密院派出的军政官任地方最高行政长官，因军政官是由枢密大臣担任，所以，并无精力进行管理，因此委派其亲信任代理军政官实际管理地方行政事务；治安法官位居军政官之下，由国王直接任命，是地方权力构成中的中坚力量；教区官员一般由治安法官任命，为最基层的行政官员。在中央统领下的各级地方行政从事着各类公共事务的管理。
但是，行政管理官员从选拔、任命到收入的获取却停留在私域，庇护制的存在就是这一状况的反映。在庇护制之下，贵族官员的选任是依靠个人与个人的连接，官员的提名、任免权私人化，官员管理社会的活动以对个人的忠诚和服务为宗旨，官员服务的报酬以国王私人的名义通过各种赏赐给付，中央官员基本上都有薪俸这类的常性收入，但这种收入在官员的总收入中所占比例极少，贵族官员必须依靠王室的补助性的赏赐维持与其地位相应的生活。
而地方官员大部分是无俸的，完全依赖王室的赏赐。当王室财政无法直接向贵族官员给付现金时，将政府公域权力转让给私人成为了维持官员收入的主要办法，也是政府维持行政机构运转的重要手段。
由于王室收入不足，开始不择手段攫取公众的财富。从都铎晚期开始，王室政府加强了对市场、行业的控制和规范，国家权力通过超经济的强制性手段渗入到公共经济领域的每个角落，从而增加王室收入。
所以，英国是国王和女王是家天下还是公天下？我们千万不要被表象所迷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