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史伶官传序

五代史伶官传序朗读

  呜呼!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原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

  世言晋王之将终也,以三矢赐庄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与吾约为兄弟;而皆背晋以归梁。此三者,吾遗恨也。与尔三矢,尔其无忘乃父之志!”庄宗受而藏之于庙。其后用兵,则遣从事以一少牢告庙,请其矢,盛以锦囊,负而前驱,及凯旋而纳之。

  方其系燕父子以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庙,还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及仇雠已灭,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乱者四应,仓皇东出,未及见贼而士卒离散,君臣相顾,不知所归。至于誓天断发,泣下沾襟,何其衰也!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抑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于人欤?

  《书》曰:“满招损,谦得益。”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举天下之豪杰,莫能与之争;及其衰也,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作《伶官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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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篇著名的史论。作者认为,国家的盛衰,事业的成败,主要取决于人事,取决于执政者的思想行为。并扼要提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等具体论断,精辟透彻,发人深省。

  本文阐明观点的主要论据,是五代后唐庄宗先盛后衰,先成后败的历史事实,例据典型而有说服力。在写法上,则欲抑而先扬,先极赞庄宗成功时意气之“壮”,再叹其失败时形势之“衰”,通过盛与衰,兴与亡,得与失,成与败的强烈对比,突出庄宗历史悲剧的根由所在,使“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与人”的结论,显得更加令人信服。

  文章笔力雄健而有气势,表达情见乎辞,篇幅虽然短小,却是一篇搏兔而用全力之作。

  文中所议论的后唐庄宗李存勖是沙陀族人李克用之长子,是五代的风云人物。李克用在临终之前,以三矢付庄宗要他报仇,叮嘱切切。李克用死后,李存勖嗣位,他谨记父亲遗言,讨刘仁恭,伐契丹,灭后梁,建立了后唐政权。但称帝后却沉迷于奢侈享乐的生活,宠信伶人,不问国事。四方藩镇见伶人被宠爱,纷纷贿以财物,谋取私利。而那些正直的臣僚因不肯行贿,为伶人谗言所诬陷,竟无辜被杀。后唐国政于是日趋衰败,动乱接连而生,李存勖本人最终也死在他极为宠信的伶人郭从谦的手中.。欧阳修目睹国家积弱不振的现实和当权者的骄奢淫逸,忧心仲仲,正是出于以古鉴今的考虑。欧阳修在这篇史论中,提出了“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见解,意在为当时的统治者敲响警钟,可谓寄语深长,发人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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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汉族,吉州永丰(今江西省永丰县)人,因吉州原属庐陵郡,以“庐陵欧阳修”自居。谥号文忠,世称欧阳文忠公。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与韩愈、柳宗元、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后人又将其与韩愈、柳宗元和苏轼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 ...

欧阳修朗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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